李公麟对金石学的贡献

    石学是考古学前身, 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碑石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 以达到证经补史之目的。我国古代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开创者,赵明诚《金石录》首提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等正式提出金石之学名称。但传统的金石学由于对器物的形制、 纹饰及断代等未能作深入研究, 故而未能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但在其《考古图》、《金石录》、《宣和博古图》等诸多著作中,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其中有的还辑录了器物的图像,及其名称、用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从而成为现代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它为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开创了先河。

    宋代是我国金石学肇创演进期。最早开启收藏、研究青铜金石风气的是北宋文人刘敞和欧阳修。刘敞(1019-1068)字原父,庆历进士, 为一代经学大师 。他曾出任长安永兴军路安抚使。长安是周秦故都, 在其荒郊破塚间经常出现上古器物, 刘敞搜集到先秦鼎、 彝十多件,考订文字,请工匠摹勒刻石,绘象,撰成《先秦古器图》。 欧阳修(1007 - 1072)与刘敞是知交好友,对古器物经常在一起鉴赏和讨论,后来他利用工作之便,刊刻《集古录》十卷。经刘敞、欧阳修的推波助澜,一些文人、士大夫们也积极投入私家收藏，影响到官方,在宋朝复古思潮的政治环境和经学研究的文化氛围影响下, 人才资源不断增长加之传拓技术的快速发展, 对金石鉴藏及研究活动出现了高峰。由开始的青铜器、古碑石碣逐步拓展到玉器、砖瓦、封泥、兵符、甲骨、竹简、明器等一般文物。从而促进了金石学向独立的研究类门发展。李公麟的异峰突起, 起到了十分关键作用。

    李公麟(l049- 1l06),字伯时,庐州舒城人,熙宁三年进士, 官至朝奉郎。李氏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画家, 幼时受父亲李虚一(曾任大理寺丞)的影响,对法书名画和铜、玉等古器物进行收藏和研究;平时他购求古器物,只要所闻有妙品出现, 即使花费千金, 亦在所不惜。《宣和画谱》赞其“辨钟鼎古器,博闻强识,当此无与伦比”。《宋史》本传则称他“多识奇字,白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认款识”,李公麟精于金石器物之鉴识,已成为当时的领军人物。

    《宋史》本传中记载着一则广为人知的轶事, 宋哲宗绍圣年间, 关中有个名叫段义的人进献一方据传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在朝廷内引发真伪之辩。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后来经过李公麟的鉴定,认为: 此玉之玉色正青, 材质为蓝田玉, 再加上玉玺上龙蚓鸟鱼篆体字所刻的“帝王受命之符”六字,乃为秦代李斯的真迹,凡此种种,皆说明了这方玉玺确实是秦代的传国玉玺无疑。李公麟的一捶定音, 哲宗皇帝由此将年号改为 “元符”。可见当时李公麟金石学艺冠群伦, 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李公麟能辨识古器物上铭文的真伪,实有赖于他在法书文字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李氏亦善加运用他高超的绘画技艺, 将古器物的形像逼真地绘制下来,使之传之千古。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尘录》一书中记述: 他曾在王厚家中见到李公麟自画其所藏的古器物一图, “真一时之奇物也”。吕大临在《考古图》中记载:李公麟曾收藏到一枚罕见的玉镇,根据《楚辞·九歌》:“瑶席兮玉镇”,引古诗句“海牛压帘风不起”,又悉心观察到古画中出现的“几案间,多有此类”, 而认定其应是压住坐席四角的汉代席镇。这是李公麟籍经典或图画来判别古器物的功能与时代的生动例证。

    李氏将其收藏的古器物绘成图像, 并加以批注, 编著成《考古图》 (一说《李氏录》,经学者容庚考证即李公麟的《考古图》),透过将古器物与经籍著录相互对照, 同考据器形、纹饰及铭文, 从而对于古器之时代、风格演变和意义做出重要解释。这一开拓性的做法, 为当时金石学的研究跨入一个新的里程,受到同时代的金石收藏家们的高度推崇。这也是李氏对金石学所作的划时代贡献。宋徽宗时期任职于制礼局详议官翟汝文对李公麟的《考古图》,评价很高,称赞“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李公麟的《考古图》一书虽然没有留存下来,但在北宋吕大临(l044 - l09l)编撰的同名著作《考古图》中随处可见李氏著作的影响,有助于后人从中撷取其精华。吕大临的《考古图》成书于哲宗元佑七年,该书汇集了37位北宋金石家237件藏品及研究资料, 其中包括李公麟收藏的58件古铜器和14件玉器。该书在选录李公麟的藏品时多处援引《李氏录》对古器物的说明文字。吕氏的《考古图》收录藏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李公麟的藏品皆占首位,在对古器物研究水平上李氏亦是“山高人为峰”, 可见吕大临对李公麟的推崇 。

    吕大临在李公麟等收藏与研究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考古图》, 给人以全新面目。全书按李公麟著作的体例,器物按器名(类)排列,条目分明;对每件器物绘出具体形象,并记录尺寸、容量、重量、纹饰及铭文等资料; 透过图文对照方式将每件器物登载清楚。 书中还详细记录器物的出土地点,收藏经过,并且参照文献或引用其它诸家之说,考证器物形制、时代及功能等。这些做法,很规范亦具科学性, 成为后来博物馆文物档案的模本。

    吕大临在编撰《考古图》中,吸取了李公麟的做法,将青铜器上铭文铸记器物名称称之“自名器”,未记名称的称为“它名器”。如李公麟收藏的“仲姞旅匜”之铭文中自名为“匜”。对青铜之器类未见铭文记载, 即可参考古代文献来加以命名,如在李公麟收藏“丁父鬲”条下,便引《李氏录》云: (尔雅)“款足日鬲”,认为此器“自腹所容通足间,若股膊然三体合一”,遂将之名为“鬲”,称之为“它名器”。这两种命名方式,奠定了古器物学在形制分类方面研究之基础。直至后来仍为学界所沿用。

    对青铜器物上的纹饰命名,吕大临亦深受李公麟影响。在《考古图》卷一所列的李公麟所藏的三件青铜器:“庚鼎”、“辛鼎”、“癸鼎”皆是根据“自名”,根据器物上铭文而命名的。吕大临在说明图象时, 引用了《李氏录》云:“‘癸鼎’纹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吕氏春秋》曰: “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春秋左氏传》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谓之饕餮。”古者铸鼎象物,以知神奸,鼎有此象,盖示饮食之戒。由此可见,李公麟乃是从古籍借用了“饕餮”这个词,用来指称青铜器上面目狰狞的兽面纹, 后来此一纹饰名称,也为吕大临所接受并传承后人。

    吕大临的《考古图》对我国金石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是著名的经学家,当时他未把自己所从事的对青铜器收集与研究当作单独或独立的学问看待, 而是为其倡导和践行的明礼教、恢复三代礼制的关学宗旨和古礼研究服务的, 是其经学研究有机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吕大临《考古图》是他对经学研究的派生物,这对他出书中借鉴了李公麟《考古图》体例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考古图》所奠定的金石学理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北宋后期李公麟的出现, 标志金石学从单纯的搜集、收藏活动转为学术研究。使金石学成为一门独立研究门类,这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私家收藏风气影响到官方,宋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实则用刘原父《先秦古器图》、李公麟《考古图》为体例,所藏者大小礼器500多件。当时还有其它金石学方面的著作无不受到影响，可见李氏对传统的金石学的建树是巨大的。

    李氏辛勤收集古代文物, 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对象,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 他创造并改进了传拓技艺, 依据拓本刻石,以长久保存;采取图文并用方法,记录器物形状、体制、摹写款识,尺寸、重量、出土地点,及收藏者姓名;使后来者得以参考出土器物、铭文,考辨礼书之谬误,纠正了指“雀”为“爵”,或误“爵”为“鼎”的错误;肯定器物名称,如钟、鼎、獻、敦、尊、壶等“自名器”名称,将金石学逐步推向成熟,形成了金石着录、校勘、鉴别、考订等专门系统,其所积累的资料和方法为现代考古学和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营养。

(汤光升 舒城县文物管理所原副研究员)